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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历史
广州基本信息：
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南部战区司令部驻地。是国务院定位的国际大都市、国际商贸中心、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综合性门户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秦朝开始，广州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清两代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
广州被全球最权威的世界城市研究机构之一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五次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位。广州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居中国前三，在广州投资的外资企业达2.7万家;世界500强企业288家，其中120家把总部或地区总部设在广州。广州互联网企业超过3000家，诞生了微信、唯品会、YY语音、酷狗音乐、网易、UC浏览器等。广州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68.56%。
广州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三，20xx年人口增量居中国第一，吸纳高校毕业生全省最多。根据国务院规划，广州20xx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联合国报告指出广州人类发展指数居中国第一。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全国第三，人均消费额居全国第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户存款总额(居民储蓄存款)、人均住户存款均居全省第一。
广州拥有82所高校，在校大学生总数达113.96万人，数量居中国第一;集结了全省97%的国家重点学科、70%的科技人员和95%的博士;各级重点实验室数量均居全省第一。
广州的历史：
1、镇海楼(广州博物馆)
又名望海楼，俗称五层楼。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山(越秀公园)小蟠龙冈上，为广州城市标志之一。现是专门收藏、展览关于广州历史文物和史料的场所。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候朱亮祖扩建广州城，将宋三城(子城、东、西两城)合并，并开拓北城800余丈，城墙横跨越秀山，在上面建一座五层高楼以壮观瞻。建筑有雄镇海疆之意，故名镇海楼。
广州城的历史上，除了镇海楼，没有哪座建筑能够在漫长的6个世纪中都稳居“城标”的宝座。广州博物馆馆藏的《十三行油画》，画面描绘了清代广州十三行商船云集的繁荣景象，商馆右后方不远处的一座红色五层高楼格外显眼，这就是镇海楼。藏品中还有一张外国明信片，图片的主体就是清代的镇海楼。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镇海楼就是外国人眼中“广州”的象征，进一步引申，也就是“中国”的象征。自明代起，漂洋过海的外国商船，一过狮子洋，经虎门北上，沿途可见莲花塔、琶洲塔、赤岗塔。驶近广州城外，望到高耸在越秀山上的镇海楼，便知到了广州。
600多年间，镇海楼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初尚可喜兵抵广州城下，300守城将士坚守镇海楼十个昼夜，不眠不休，最后弹尽粮绝，无一生还。如今镇海楼的旁边仍存放有一批大炮，是明清时期广州城防大炮。
1883年，正逢中法交战之时，兵部尚书彭玉麟奉命到广东督师抗法，以五层楼为海陆两军指挥部。1885年，朝廷议和之声甚嚣尘上之际，彭玉麟上书朝廷，力争抵抗。但清政府最终选择了妥协，郁闷中的彭玉麟举目广州城，撰下了一副广东最有名的对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候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对于这副对联，有评论解读说，联中“故侯”指朱亮祖，镇海楼是他建的，如今人亡楼存，可证历史沧桑。“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则是有感而发，当年彭玉麟因中法战争率兵至广东办理防务。他是主战派，反对和议，但最终只得“泪洒英雄”了。此联先咏楼，后写人，意境磅礴，不失为一幅佳联。
据《镇海楼名联话旧》一文作者陈叔垣先生说，少时他曾随其父登镇海楼，亲见三楼悬挂木雕对联，下款署为“宫保雪琴彭玉麟”(宫保是官衔，雪琴是彭的字)等字，五楼则悬挂两广总督瑞麟书写的“镇海楼”三字。
就是说，这副对联当时悬挂在三楼，是彭玉麟本人书写的。彭的手迹后来遗失，改由叶恭绰、沈演公、吴子夏等书法家“补书”。现在这副对联悬挂于五楼，且用两种字体，由两位书法家书写。
美国盖蒂中心收藏了一幅摄于1920xx年的镇海楼内景照片(上图)，画面是镇海楼顶层文昌、关帝二神像左侧的两位配神。配神前面的香炉上刻有“镇海楼”3个字，说明照片摄于镇海楼无疑。照片右边的柱子上，就显示出这副对联下联的“浩气，霄汉常悬”几个字，清晰可辨。在下联落款位置，还有清晰的“衡阳彭玉麟撰书”字样。彭玉麟祖籍湖南衡阳，出生于安徽安庆。
2、南海神庙
南海神庙位于广州庙头村,坐北向南，占地3万平方米，是中国古代广州对外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遗址。该庙始建于隋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世世代代的航海人，起锚前和返乡后，都要到这里祭拜海神，可以说，南海神庙亲眼见证了广州这一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千载历史。
来到南海神庙，兴旺的香火和神庙的恢宏壮观、古朴大方并不出所料，意外的是那“番鬼望波罗”。庙内东侧有一座着中国人衣冠的外国人泥塑像，举左手遮眉，眺望远方，他就是来自古印度的朝贡使者达奚司空。为什么咱们中国的神庙里还有这样一张“黑着脸”的洋面孔?
原来关于这个“黑脸”神像，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呢!
据考古专家黄淼章老师讲述，这个人是个外国人，名叫达奚，宋仁宗庆历年间，达奚随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来到中国。回程时，船停靠在神庙码头，达奚司空上岸祭祀完南海神，种下了两颗波罗树种子，而后迷恋庙中秀丽的景色，流连忘返，以至于误了返程的海船，船上的人忘记了他，开船走了。他长久地站立大海边，远望来时路，后来立化在海边。
人们认为达奚是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即将其厚葬。后来，人们为了感谢达奚带来的波罗树，就在南海神庙立起了他的塑像以纪念，并给他穿上中国的衣冠，封为达奚司空。因其塑像望着他手植的波罗树，故民间又有“番鬼望波罗”之说，有很多人也把南海神庙就叫做波罗庙。
3、南越文王墓
又称为南越王墓，是中国西汉时期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史记》称为赵胡)的陵墓。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在中国大酒店的北侧，越秀公园西侧。
赵眜是赵佗的孙子，无论是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赵眜生父是何人的记载。越南方面的《大越史记全书》则称赵眜是赵仲始的儿子。[4]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去世。由于他去世时已达百岁高龄，其儿子都已经死去，他的王位交由孙子赵眜继承，成为第二代的南越王。
赵眜即位两年后，前135年，闽越王驺郢借机向南越国发动战争，攻打南越国的边境城镇。赵眜刚继承王位不久，国内民心还不稳，这时只好向汉武帝上书，说明闽越侵犯南越的事实，并请求汉武帝处理此事。汉武帝对赵眜的做法大加赞扬，称其忠于臣属之职，不兴兵互相攻击，并派遣王恢、韩安国两将军前去讨伐闽越。汉朝的军队还没有越过南岭，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就发动叛变，杀死了闽越王驺郢，投降了汉朝，于是汉朝的军队停止了讨伐的行动。
汉武帝随后将余善立为新的闽越王，并派遣中大夫严助前往南越国将处理闽越的事告谕赵眜。赵眜得知后，向严助表达了对汉武帝的深刻谢意，并告诉严助，南越国刚遭受过闽越的入侵，等处理完后事后，他就去汉朝的京城朝见汉武帝。随后，还派太子赵婴齐跟随严助回汉朝的朝廷当宿卫。
严助离开后，南越国的大臣们用赵佗的遗训向赵眜进谏，劝赵眜不要去汉朝的京城，以免被汉武帝找借口扣留，回不来南越，就成亡国的形势了。于是，赵眜在以后统治南越的十年中，一直以生病为借口没有入朝见汉武帝。
前120xx年，赵眜病重，其儿子赵婴齐向汉武帝请求回到南越国。赵眜死后，赵婴齐继承王位。
赵眜在位一共20xx年，长期患病，性情软弱，没什么建树。他虽然在闽越侵犯南越之时，巧妙的把汉武帝搬了出来，让汉武帝来对付闽越，而自己不用大伤元气。但此举，也使赵佗时期就已经役属南越国的闽越，和南越国脱离了役属关系，而直接受制于汉朝中央，使南越国实际上被孤立起来。
同时，又使汉武帝找到借口，派严助假借表彰赵眜能忠于臣属之职为名，请赵眜赴京朝见汉武帝，最后迫使赵眜把儿子赵婴齐送到了汉武帝身边达20xx年之久，为日后南越国内部之乱埋下了伏笔。
《史记》里一直把南越国第二代王“南越文王”称为赵胡，1983年“南越王墓”被挖掘后，在出土的印章中发现“赵眜”的玉印和“文帝行玺”的金印，经考古学家证实，确认“赵眜”应该是《史记》所载的“赵胡”的真名，“赵胡”可能是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出现的错误;也有可能是班固的《汉书》在传抄中抄错，后人又根据《汉书》更正了《史记》中的“错字”，以致一错再错。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笔误一说提出了异议。学者余天炽、覃圣敏、蓝日勇、梁旭达、覃彩銮等人，在其所著的《古南越国史》中认为南越文王名字不可能出现记载错误。他们认为，《史记》对在位时间最短的赵建德事迹记载都尤为详实，因此对南越文王名字记载错误的偶然性不存在;而且文王在位期间同汉朝交往频繁，名字的笔误更不可能。
他们认为赵眜是赵佗的儿子、文王赵胡的父亲(或者赵眜是赵佗的长孙、文王赵胡的兄长)，被赵佗立为太子，未即位就死去了。赵胡将赵眜生前使用的印章带入坟墓，以示缅怀之意。
4、陈家祠
清光绪年间，广东几个陈姓族人，倡议在广州筹建一座全省性的陈氏合族祠堂，各地陈氏热烈响应，纷纷慷慨捐资。
1892年，京城传来喜报：一名陈姓子弟被钦点探花郎。这对在建的祠堂而言，可谓锦上添花。族人惊诧四起，喜不自禁：建祠的功效竟然如此灵验!于是更大规模的筹资活动开始。
1894年，宏伟而精致的陈氏祠堂宣告竣工。这座祠堂，就是闻名至今的陈家祠;而那名高中探花的陈姓子弟，叫陈伯陶，东莞市中堂镇凤涌人，他也是修建陈家祠的几个倡议者之一。
陈伯陶五岁就读，六岁师从广东历史上有名的大学者陈澧。他少年勤学，生性聪慧，十岁便能背诵五经。某日，父亲的两位朋友方文炳(东莞报功祠四君子之一)与方应锡来访，夜饮，见伯陶夜读，就出上联为“半夜读书灯火细”的对联叫伯陶应对。伯陶应声说“三更饮酒月轮高”。听后，方文炳对方应锡说“此佳婿也”。方应锡即与陈家订立婚姻，把次女许配给陈伯陶。
21岁，陈伯陶中了秀才，25岁时获乡试第一名。老师陈澧更以对联赠送给陈伯陶，勉励他“文章高似罗浮顶，科第连登会状元”。可惜，此话并未“一语成谶”，光绪十八年陈伯陶复出应试，在殿试中初置第一，也就是状元。然而在试卷中，他将“宣抚司”写成了“宣慰司”，因此被压在第十名之外。所幸得到咸丰朝状元、户部尚书翁同和为他据理力争，谓此积学之士，故改列第三名，成为了东莞历史上唯一的文探花。
在这之后，38岁的探花郎陈伯陶，历任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文渊阁校理，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宪政编查馆一等谘议等职。虽没高官厚爵，而对于生性不善逢迎的陈伯陶而言，也称得上青云直立。即便在甲午战败、戊戌变法等事件冲击下，陈伯陶也是不为所动、坐怀不乱。
庚子乱起，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光绪和慈禧仓惶出逃。陈伯陶仍不为时势所动，早在1898年，他便亲自见证了李鸿章代表中国与英方签署《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及香港地区235个岛屿99年的耻辱之事。两宫返京后，陈伯陶入职南书房，后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出任江宁提学使。陈伯陶重视国学，曾四处奔走，游说劝谕国内外华人华资办学以振兴中华。
1920xx年，陈伯陶协助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在六朝古都南京创办国内首个培养侨生的学堂，目的是培养华侨学生的国文及国语等，并由陈伯陶命名―――暨南学堂，也就是今天广州暨南大学的前身。陈伯陶更以提学使身份，兼任暨南学堂监督，亲自制定办学章程和经费预算。他与中国教育的深厚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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