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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选读后感

汪曾祺是个很特殊的作家，他的文章很浅显，乍一看他的意思会容易明白，但是他文章的深层次的意境需要读者一品再品。

《我的高邮》是汪曾祺回忆性的散文，书中为我们展现了高邮的风土人情，平实易懂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面，同时画面中所带有的情感也是最真挚最动人。

书中的散文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母亲》，汪曾祺描述了三位母亲。一位是她的生母，一位是他第一任的继母，还有一位是他第二任继母。文中集中笔墨刻画了第一任继母的形象，因为她陪伴汪曾祺成长，不是生母更似生母。汪曾祺的母亲在他三岁那年便不幸得了肺病过世了，因为年纪小的缘故他对生母并没有多少的映像，只是透过母亲的画像和母亲养病时所住的“小房”里面母亲所留下的遗物来回忆过世的母亲。汪曾祺是幸运的，他和他第一任继母很投缘，继母很喜欢他，对他如视己出，每次归宁回家都会抱着他和他同乘一辆黄包车回家;当汪曾祺忍不住大便，弄在了裤子里，继母帮他洗裤子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这份感情恐怕连很多亲妈都是望尘莫及的。文章中汪曾祺并没有多提自己对于继母的感情，他只说“我可怜她，也爱她。”这是需要多少的付出才会让一个孩子心里明白自己的爱。很不幸，他的继母也死于肺病。第二任继母嫁给汪父的时候，汪曾祺已经十七岁了，所以感情并没有之前的一位来得深厚。但是他依旧很敬重她，因为在汪父最困苦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就是她。我想他们之间的亲情过多是一种客气。

汪曾祺是个细腻的人，他善于观察生活中的一些微小的细节，他把自己对于故乡高邮的爱幻化为笔下的文字，用质朴的语言为读者描绘了他记忆中的高邮，他所热爱的高邮。他记得高邮的过去同时也喜欢高邮的此刻。

也许正是因为高邮质朴的民风影响了汪曾祺的笔风，让他的作品“接地气”，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文艺吧。

孔老夫子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食色性也”。这说明，吃东西和喜欢漂亮的事物是人的本性。因此，吃，也就成了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

古往今来，关于描述吃的文章多矣，然吾独喜汪曾祺先生的风格。究其根本，在于其文字中充满了对这世界的赞美与感激，对生活的热爱与真诚。

在《故乡的食物》里，作者重点写了一样平常但是的食品—炒米。文章一开头，作者引用了《板桥家书》中的一段话：“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此句一出，顿时让人觉得很亲切!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民，用一碗炒米，温暖着彼此的身体与心灵!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描述了在战乱年代的一个小插曲，没有常见的凄风苦雨，也没有常人心目中的离乱之苦，而是用幽默、浪漫的笔触，描述了一个战乱中与炒米相伴的夜晚：“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国民革命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很多人家住在一齐，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在如此乱境中，还能持续这样的一份淡定，一份安静，一份从容，甚至一份幽默，这是何等的大智慧，大勇气!而这智慧和勇气有来自何处文中自有交待：“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没有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没有对生命的无比礼赞，怎样会有如此的胸襟与气魄

在《野鸭、鹌鹑、斑鸠、》里面，作者描绘了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场景：“忽然，砰，——枪声一响，斑鸠应声而落。猎人走过去，拾起斑鸠，看了看，装在猎袋里。他的眼睛很黑，很冷”。短短数十字，充满了对弱者的悲悯，对鲜活生命消逝的愤懑与无奈，只有心中有大爱，才能流露出如此恳切的情怀!

《豆汁儿》描述的则是北京城底层人民鲜活的生活画面：“豆汁儿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很便宜。有了豆汁儿，这天吃窝头就能够不用熬稀粥了。这是贫民食物。豆汁儿摊上的咸菜是不算钱的”。最搞笑的一段在结尾处：有保定老乡坐下，掏出两个馒头，问“豆汁儿多少钱一碗”，卖豆汁儿的告诉他5分钱。“咸菜呢”“咸菜不要钱。”“那给我来一碟咸菜。”寥寥数语，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顿时让人感到这世界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可爱，如此的让人留恋!

在《端午的鸭蛋》里，则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怀念与骄傲，甚至带一点狡黠的童趣：“我的家乡是水乡，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个性标明：高邮咸蛋。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以前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字里行间，若有若无地透着一点淡淡的乡愁，宛如茉莉清茶的芬芳，淡淡地弥漫在空气里。

在《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以及《栗子》里，除了谈吃，还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剥蚬子的人家附近堆了好多蚬子壳。有一年修运河堤，按工程规定，有一段堤面应铺碎石，包工的贪污了款子，在堤面铺了一层蚬子壳。前来检收的委员，坐在汽车里，向外一看，白花花的一片，还抽着雪茄烟，连说：很好!很好!”还有这一段：“河北的山区缺粮食，山里多栗树，乡民以栗子代粮。栗子当零食吃是很好吃的，但当粮食吃恐怕胃里不大好受。”这两段文字，疏放中透出凝重，为国忧思之情，为民慨叹之感，跃然纸上，将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作者自称)”的心灵，抒发的淋漓尽致!

相对于西式快餐的标准化、流程化和工业化，中餐更加像一门艺术。而凡属艺术，都大抵逃不掉绝响的宿命。在《肉食者不鄙》中，作者就抒发了对逝去的时光无比怀念的情怀。其中，作者提到了昆明的锅贴乌鱼时，便大发追慕之情：“护国路原先有一家本地馆子，叫东月楼，有一道名菜锅贴乌鱼，乃以乌鱼片两片，中夹火腿一片，在平底铛上烙熟，味道之鲜美，难以形容。前年我到昆明去，向本地人问起东月楼，说是早就没有了，锅贴乌鱼遂成《广陵散》。”其中，对于往昔岁月的怀念，对完美事物的追思之情溢于言表。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真正的美食家，绝对不会暴殄天物。罗马暴君尼禄，经常在会见群臣时，手里拿着一个硕大的火鸡腿。我认为，这不是贪吃，而是放肆!西太后慈禧，每餐必有一百道菜，这也不是在吃，而是在摆排场!在《手把肉》里，作者一段话，道出了个中情怀：“蒙古人用刀子割肉真有功夫。一块肉吃完了，骨头上连一根肉丝都不剩。有小孩子割剔得不净，妈妈就会说：吃干净了，别像那干部似的!干部吃肉，不像牧民细心，也可能不大会使刀子。牧民对奶、对肉都有一种近似宗教情绪似的敬重，正如汉族的农民对粮食一样，糟踏了，是罪过。”真正爱吃的人，必须是热爱生活，体恤民生的!

在汪老关于谈吃的系列散文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五味》这一篇。这篇文章，以极其平民化的视角，以一个热爱生活的中国式知识分子的味蕾，带着我们尝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文章中，不仅仅道出了酸甜苦辣的个中滋味，而且，为我们展开了一幕幕活生生的生活画卷。

写到山西人喜醋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段蒙太奇式的描述来定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吃醋过年，真是一绝!

谈及南方人爱吃甜食，作者顺便纠正了一个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认识偏差：“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这段文字，足以为苏州菜正名，岂不美哉!

说到吃苦，作者特举一例：“有一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不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择耳根，或名则尔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看来，就算是在口味上兼容并蓄的汪老，也有消受不了的东西，实在令人莞尔!

在叙述吃辣时，作者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峥嵘岁月：“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齐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自得其乐，真个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最后，于酸甜苦辣咸之外，作者特写了一段中国人独爱的口味：臭。关于各种臭菜的做法与吃法，都写得妙趣横生，而最妙的就是一段关于臭豆腐的佳话：“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名。这位大人物之后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人世间数十寒暑的沧桑风雨，一下子借助臭豆腐这个最不起眼的俗物，被浓缩在时间的两端，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汪老说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在作者谈吃系列散文中，用疏朗清淡的笔调，写出了人世间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处处透着对这世界的赞美，对生活的热爱。惟有这份爱，才能撑起我们的内心世界，在纷繁芜杂的人世中，始终持续一份清明，一份淡定，不至于迷失了自己。用汪老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尽管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这天就应快活。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自述都是不期而遇，行云流的记录也注定了他的作品中不可磨灭的散文影子。一切景语皆情语。初读汪曾淇先生的作品不管是《复仇》、《老鲁》，还是其他的作品总有一股淡淡的韵味萦绕在心头。一切语句中都有着气氛，人性的气氛。不直接描述人物，只凭着这些气氛使读者体会出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这便是散文的精髓，也是汪曾祺先生一向所贯彻的。

我认为散不是追求或故意为之而能做到的。故意便破坏了散的自然与纯洁，散的意便会化散开去，这便失去了散的根。汪曾祺先生在序中说：“我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而为之。”散并不是刻意便可描摹得出的，没有一种深邃的体会，不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怀有一种强烈感情的人，是吐不出几句金玉良言的。汪先生此处是没有意识到丰富的人生阅历，复杂的心路历程，百态的人性面目对他的创作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使他散得更加深刻。文章形的散，也是汪曾祺所追求的。布局严紧的小说，在他眼中就像是被铁箍捆绑住的南瓜，最终只能面临爆炸。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这才是汪先生的心向往之。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之志，发言为诗。”诗是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阳光一般散落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诗的最本质特征是抒情美。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最优美之处，无不闪现出诗的光环来。因而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在艺术领域中，诗无处不在。诗美是艺术美中普遍因素的最高体现。诗的美也不时出此刻非文学艺术的领域中，科学着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至是人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中也散发出智慧光彩都有诗的踪影。诗并不只是在诗里，而且抒情美是一切文学样式和艺术类型的共同质素。所以，诗是一种普遍的艺术。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细品其中饱含诗的韵味美与节奏感。文章中无不洋溢着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与向往，正是诗人的典型特点：无论如何坚持也要冲破黑暗。即使是汪先生最低谷的日子—被划为右派，他也仍然坚守着这份信念。美妙的文章如诗，这正是对这本小说选的最佳诠释。

好的作品缺少不了对于人性的解释即对于真善美的诠释，作者个人的感情的宣泄、表达也就自然包括其中。这都融入一个“情”字，这既表达了作者对世界的善恶观、是非观，又从某种角度中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底层百姓的描述。情于民间，要反映人的最悲最苦无疑是老百姓最有情可表，有话可说，有事可叙。汪先生的《老鲁》、《鸡鸭名家》、《大淖记事》正是这样反映民间事的佳作。

散、诗、情，只留下了《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陈长庚，《故乡三陈》里的三陈，《徙》里的一辈子也未得“徙于南海”的高先生，《八千岁》里总是穿蓝布二马裾吃草炉烧饼的八千岁，以及《大淖记事》里的老锡匠、年轻的十一子与巧云。

作者对对于金大力这样一个泥瓦匠有着十分细致的描述，哪怕几句简单的任务对白，也能够看得出金大力这人的品性和为人。而这个人物的与众不同，在于他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一个单调的生活环境中，每一天重复同样的劳动，所以构成了他淳朴的性格和易于满足的心态。而这样的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又是让我们感叹而无可厚非的。

文中写到这样一段话：“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可见此人真的没有多大本领，甚至堪称笨拙。此刻的话叫做笨得可爱。但是紧跟着下面一句描述却说：“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看看，这就是这个人良好品性的体现，绝不浮夸，做事情负职责，难怪“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愿意找他”。我们都明白，一个人的潜力大小和先天以及后天因素都有关系，我们看不起的并不是那种潜力不大的，相反潜力大却恃才放旷的人我们都长都很厌恶。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品行的人，随不足担当重任，但是普通事情交给他，你能够绝对放心。

再看看这段：“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但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再说，我家里还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我不比你们指身为业。这我就知足。’”多么难得!这就是健康的心态和为人。

这样的形象恰恰代表了我们社会底层无数朴实简单的劳动者，他们虽然潜力单薄，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有多大潜力就做多大的事情，有多少付出就要求多少回报。

我之所以认为这样的人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是因为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也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从不给我们的社会制造冲突或者麻烦。而且他们还在一点一滴地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靠着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吃饭的人，虽然平凡，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良好而健康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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