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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读后感

早上，仰望窗外，天气格外晴朗，我坐在床头，注意到床头书架上摆满的书籍，便挑选了一本名曰《子夜》的古版书看起来。

仔细阅读，发现矛盾的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930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事，我便兴趣十足地阅读起来，这本书主要讲了吴家大少爷吴荪甫在大都市建造了一座从外国引进的机器制造厂的过程。但当工厂开工时，却遭到封建势力官员的不满和反对，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企图来策划一场险恶的阴谋，使吴荪甫的工厂付诸东流。果然，他们的计划成功了，逐渐使吴荪甫付不起员工的工资而跨台，输得一败涂地。

我迷上了这部小说，被它的文学魅力所折服，同时也知道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最让我深思的一点，就是封建主义注定灭亡。小说中的主人公引进了外国的机器，本来是想报效祖，使祖国的工业更加先进，可那些封建主义严重的官员却极力反对和阻止，导致了吴荪甫的悲惨下场，这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也体现了当时官僚主义权力的强大，误国误民，也让我们痛惜国民政府统治的失败!

写道这里，我想起了清朝时期的一个事件，由于清朝政府的封建和固步自封，不会利用发明出的火药，只会把国库的银子用在建造皇家园林和楼台殿阁上，正是可悲!以致于后来，导致了鸦片战争、割地求荣的行为，这也说明了封建主义注定是要灭亡的。

如今的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不断繁荣昌盛!

《子夜》是一部宏篇巨制式的大手笔，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尽管作者曾自我反省道：“我原定的计划要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多……可是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就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即便如此，《子夜》的作者依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恢宏阔大、风云变幻的“舞台”——30年代初的大上海。其实我这样说是不确切的，茅盾只是集中全部的笔力，透过一处一点来观照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整个中国的。

《子夜》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悲剧——一个刚强有力的民族工业巨子如何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路奔突，一败涂地。在这里，茅盾也像选取“大上海”作为全篇的叙述重心一样，“选中”了吴荪甫作为30年代初一代民族资本家的“典型”来铺写和反映在“两半”特殊性质的中国社会里，依靠民族资本家的单方面“努力”是决计担负不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的。

其实有不少读者，都误解了作家的写作意图，以为作家是为民族资本家理想的最终幻灭而哀叹。事实上这样的理解严重损坏了作品本身拥有的更大的思想内涵。作家曾于1977年10月9日《子夜》再版的后记里明确提到“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有关。当时参加者，大致提出三个论点……一、中国在是两半社会，打倒法西斯政权是当前革命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主力，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二、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任务由中国资产阶级担任;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可以反共……也反官僚买办……从而取得政权。《子夜》通过吴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驳斥了后两种谬论。”

从《子夜》，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是自觉展开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全方位”的描绘。但引起我关注的，倒不是民族资本家“实现工业王国”梦想的破灭，抑或是农民暴动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这三条主线中的任一条。作为一个初读者，我所着意关注的倒是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命运及其历纠葛和走向。我想作家一方面运用大手笔为我们展现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一方面也用极为深刻、犀利、入微甚至细腻的笔触将作品里各阶层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置于自己“观察的显微镜”和“解剖的手术刀”下。光看作家塑造吴荪甫和赵伯韬这两大形象，所采取的艺术手法就不同。对于吴，他是放在读者的眼皮底下，正面去描写，而至于后者却只是通过其他人物的反衬来达到“入木三分”的艺术效果的。这就提醒这我们，作家在创作技巧的运用上是多样化的。

此外，我们在读《子夜》时，还不能不注意到它的结构：宏伟严密且脉络清晰。它没有传统小说那种庞杂冗沓的诟病，它是集中一处或两处，一点或两点来铺盖、折射全局的。我们还注意到作家在首尾呼应上的匠心独运——开头吴府不可一世的气派，结尾“我们破产了!”的深沉的悲哀;开头吴老太爷提心吊担地来避祸，结尾吴家老小静悄悄、灰溜溜地去避暑。

作为最重要的主人公形象，吴惹动我神经的倒不是他的刚强和气魄，恰恰正是他的软弱、矛盾、自私和专断。除了“怎么”和“专断”为我所不齿之外，其他两面都带给我很大的思索和震撼。且看这一段描写：

“他在企业界中是一员猛将，他是时刻向前突进的，然而在他前面，不是浮了空中的荒唐虚无的海市蜃楼么?在他周围不是变形了的轮廓模糊的人物么?正如他现在坐这汽车在迷雾中向前冲呀!”

关于他的自私，不要列举太多的例子，单从正面这一段里，我们就可以十分明了的地看出30年代初资本家的真实面目(不管何种性质的资本家)。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刚才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已渐渐地在缩小，而个人利害的顾虑却在渐渐扩大，终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虽然吴是“工业时代的王子和骑士”，他的眼界也还是狭隘的，他所谓的“高大的烟囱如林，轮船在乘风破浪……”的“抱负”也只是中国“大棋盘”里的某一处的“小大小闹”，终究像他那样的民族资本家是难以负担得起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历史重任的。

再反观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江浙交界，浙江的温台地带，甚至于宁绍、两湖、江西、福建，到处都是农民骚动，大小股土匪打起共产党的旗号的数也数不清。”则简直可以说吴的“努力”是彻头彻尾的狭隘自私和不堪一击了。

文章中因各种由农民、工人和“五四”后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新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引发的一系列遍布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的种项无能运动而引起当时社会各种上“精英阶层”的恐慌和愤慨，则确确实实地让我们可以看到一股真正的为民族、为民主的巨大的历史潜流在暗涌，这就实实在在地提示了历史的最终走向。

最后在《子夜》里，还有一群年轻人也同样地牵动我敏感脆弱的神经。

范博文，“五四”以后的新诗人，一个参加过“五卅”运动的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整日里除了自己所谓的幽默之外，实实在在的只是个“只说不做”的“软骨头”。张素素、吴芝生之流的，虽则较范积极热心点，但在“五卅”纪念日里也会躲进大三无酒家。而杜新箨和林佩珊，我则不想多置喙，作家在文中早已“露骨”地对其有所描绘――“杜新箨接了口，“不要紧!至少明天，后天，下星期，下个月，再下下下个月，都不要紧!岂但上海，至少天津、汉口……再下下下个月内……再不然，日本美国法国，总应该不要紧吧!供我们优游行乐的地方还多着呢!不要紧!”林佩珊扑哧一声笑，也就放宽了心。”

文中不可不提的还有另一个年轻人——吴少奶奶和她干枯的的玫瑰。“干枯的玫瑰”或者我们可以解读为“两半”社会下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幸福无着落的深沉的悲哀。这也就从另一人性的层面上去鞭挞当时黑暗的社会(关于青年人幸福破灭的事实在文中还有多处例子，在此不赘述)。

总之，《子夜》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时至今日，它留待我们反省思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读者不胜笔力，仅能浅薄地抒发一点感想。

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子夜》，诗作家矛盾对己所处时代城市内部的变动与新生所展开的全方位描绘，它“包罗万象的任务和事件之大之广，乃近代中国小说少见的”。这其中，内外交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依仗外权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较量，农民的破产和工人的抗争，工商业的若内强食，知识分子的苦闷与迷惘，都在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这一条主线上展开。

小说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多质的，处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中，他呈现出各种矛盾和反逆的情态。不同于没落地主阶层的吴老太爷，他是现代社会中刚毅、果敢、有胆略、有魄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新人。他抵制外国资本的侵袭，在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要挟利诱面前不失胆色，机缘到来的时候，他不择手段地侵浊弱小资本家的产业，对付工人，他软硬兼施，竭尽所能的剥削工人，镇压工人。

家庭生活中，他又是冷漠、专断和狂躁的。吴荪甫是诗强悍的，也是虚弱的，在他刚愎自用的气概下掩盖的是那纷乱惶惑，躁动不安的灵魂，积贫积弱并不断受到外来资本挤压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生长环境，使吴荪的才能无法施展，他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性是吴荪甫潜在的个人性格的弱点，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所致。

在《子夜》这部书中，许多事态情节平行共识，多线纷呈。交易商公债的起落消长，诗贯通始终的一条主线，还有知识分子和女性群体的线索、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线索。尽管对农运的描绘在全书中有些游离，但是这些不同的叙述脉络无意使整体布局张弛有致，错落有序。

就语言风格来看，《子夜》长于对人物和场面的工笔描画，客观细致的情状抒写同深入的剖析融合起来，起伏跌宕，舒缓有节，独居才情。

4、《子夜》读后感——700字

当我读完文学巨匠茅盾的《子夜》一书时，不禁陷入了沉思，且深深感受到英雄有用武之地是要有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

应该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吴荪甫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只不过他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他出身世家，实力雄厚，游历过欧美，学会了一套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有着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气魄。他的理想是发展民族工业，摆脱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走向富国强国之路。因此在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中，他表现出果敢冒险刚强自信的性格。

他沉着干练、刚愎自用，似乎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振兴带来了希望。但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面前，他连连失败，节节溃退，乃至于遭灭顶之灾，使梦想破灭。吴荪甫这样在当时出类拔萃的企业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等闲之辈。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民族工业生不逢时注定要失败的时代。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我不禁傻想，假若吴荪甫生活在今天，那他就大有用武之地啦。没有战争的硝烟，也没有专制的桎梏;没有罢工的阴影，更没有外来的侵略。“吴荪甫”这个一心想发展民族工业的时代骄子，怀着他的远大理想，开始施展他的雄才大略：置实业、办工厂、设公司、开银行……

与兄弟企业友善竞争，与外资企业强强对话，他的事业红红火火，如日中天;他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他又恢复了他“三先生”的自信、胆略、智谋与手腕，他把自己的丝布、火柴、胶鞋等产品打造成响当当的世界名牌，他带动国家的民族工业兴旺发达，他让东洋人、西洋人自愧不如……时势造就了“吴荪甫”这个民族工业的大英雄。

然而，这终究不是真的，吴荪甫毕竟是《子夜》中的文学形象。但是，生不逢时的吴荪甫所追求的理想正由生逢盛世的千万个“吴荪甫”的后来者变为现实。

这一点，我们是坚信不疑的。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于1931一193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原名《夕阳》是茅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民生凋敝、战乱不止，在都市化的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有明争暗斗的算计，有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

开丝厂的吴荪甫带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　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因为金融公债上混乱、投机的情形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实业界同人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联合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办一个银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机关，并且希望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几项企业。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于冒险精神。他喜欢和同他一样有远见的人共事，而对那些半死不活的资本家却毫无怜悯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

这时，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农民起来反抗，使他在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损失。工厂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了一个有胆量、有心计的青年职员屠维岳。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事发之后，姚金凤被工人看作资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复起的时候，他使吴荪甫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这样一来，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她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

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倒戈转向赵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在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人物”，极力突出当时的尖锐矛盾与种种利益纠纷，详实的情节描写无不时刻调动着读者的心绪，这也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社科认识，只有对社会有所观察的人才能真正知道大众的疾苦。在这一情节过程中，人物动作、神态、语言描写以及细节描写，给人以强烈真实的画面感，各种矛盾几乎破纸而出，足见作者描写手法的功底。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

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

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在叙事方面，茅盾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他在小说中喜欢采用能够体现时代性的网状型结构形式。如作品《子夜》茅盾根据主题的需要，根据中心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来安排各种人物事件，矛盾冲突和环境场面，作品一开始就在吴老太爷的吊唁仪式上将所有重要人物推上前台，组成复杂的人物网络，以及在设下情节因果关系的伏笔，从而经纬交汇地建成《子夜》式的也是茅盾式的庞大的“网状结构”。与其他现实主义大师一样，茅盾也是一个擅长于心理描写的语言大师。

小说一开始就布置了一个压抑、恐慌，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外部环境，日军的侵略导致社会环境的压迫式本文一个线索。然后由环境的烘托、汪文宣的肺病再加上婆媳之间的矛盾，更加压迫了汪文宣的精神和肉体。最后从汪文宣的角度扩展到整个当时社会的残酷，全文都是压抑的基调。

主人公汪文宣与曾树生曾经充满理想，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幸福，并通过自由恋爱组成了家庭。但是在艰难的现实与生活的重压之下，往日的和睦与平安都渐渐消失。曾树生陷入与婆婆无休止的争吵之中，对生活失望的她最终抛家弃子，而对现实无能为力的汪文宣也在贫病之中离开了人世。

小说的内容比较短，没有像电视剧从头至尾叙述。切入点就已经是小宣(两者的孩子)13岁，而汪文宣也已经体力不支，肺病愈来愈严重。

在人物刻画中，汪文宣：懦弱无能、逆来顺受，不敢抗争，奉行“为了生活，可以忍受”的新处世哲学。在家庭婆媳争吵中，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他不敢批评谁，也不敢批判是非曲直。只能以自虐企图获得她们的同情，从而平息纷争。另一方面，汪文宣正直、善良、有正义感，内心也有对黑暗现实的不平与愤恨，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竭力想保持住好的品质。他老实、正派、不阿谀殷勤。

曾树生——个人主义者。健康、漂亮的她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于是她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从小说文本看，巴金强调的是她选择了敢于改变的生活方式的道路，而没有恪守中国传统道德所要求妇女那样陪同这个毫无希望的家庭去牺牲。因而也谈不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她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生活价值意义。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道德、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道德特征。

出场镜头不少的婆婆，是一位很典型的封建女子的形象，读过书，但是旧观念已经无法改变。首先她认为没有用“轿子”娶回来的女子就是“姘头”，其次她看不惯树生整天打扮去聚会跳舞。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增强。

小说中没有什么好人坏人的观点，就是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的矛盾。对于树生的离去我们无法批评，没有法律规定她必须留下来照顾家里，也没有法律规定媳妇必须受婆婆的气，对于她的离去我很理解并且认同。每月的汇款以及结尾的归来，都证明树生心里都放不下小宣和汪文宣。而面对有肺病软弱无能的丈夫、毫无活力的儿子以及恶语相向的婆婆，换做是我也会备受压抑。而汪文宣的人生和结果，在我看来，他自己必须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懦弱、自己受气、又坚决不去医院的性格就算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也会死去。

不得不说一个从古至今难以解决的矛盾，婆媳矛盾一直存在。婆婆觉得自己儿子最大，要求媳妇百依百顺，却从来没有想过女人嫁的是丈夫不是儿子，况且女人也是有爹娘生，花了大精力培养出来的，有什么理由为夫家做牛做马呢。三观正，通情达理的家庭就有一个和谐的氛围。

每个社会都有时代的印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只要大思路上步调一致，那么小细节双方商讨之后总能减少矛盾的范围。还有一个环节是我能理解但是不认同的观念，为什么女方一定要比男的赚钱少或者社会地位低呢?这难道不能说明女子能力强能共同抵抗家庭风险吗?本质来说这个社会还是属于男权下的社会!若是能解决家庭小孩的问题，解放女子在家庭中的束缚，那这个社会就会少很多这类不正的观念。

总体来说，不要局限于这个家庭的痛苦，从这个例子结合散乱的环境描写，尤其是尾声的内容，更加可以看书抗战时的残酷生活以及忍受残酷生活后，更为残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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